·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综论

　　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综论 ---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 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包容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等多 方面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哲学、社会学、文艺学、宗教学等多门类的学科。

　　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中国茶文化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

　　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 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而破解这些文化密码的按钮，就深藏在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之中。这些典籍文献如实记 载了中国茶业发展的前进步履，全面传递了中国古代茶文化的精神气氛，曲折地映现出时代的 式微兴盛与社会的朦胧身影。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学人，将从这些著述中发掘出十分丰富的文 化信息。其要义正如丹纳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 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 种族的心理。"（《<英国文化史>序言》)丹纳说的是英国，说的是文学，但对于中国茶文化何尝 又不星如此呢?

　　作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即符号结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包蕴 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 获它的魂灵，获悉它别开洞天的深邃。

　　自从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经》问世以来，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2知的 古代茶书有124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既有内容艰深的理论专著，又有通俗易懂 的普及读物；既有严谨实用的科技书籍，又有引入入胜的文化读物；既有系统全面的综合著作， 又有某一事项的专题论述。而更为大量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散见于各种总集、别集、单行文献， 散见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其数量之大，连茶书也难以望其项背。就我们编撰 《中国茶文化经典》时搜罗所及，言及茶事者其数量在600万字以上，更何况还有相当的典籍我 们尚未翻阅。

　　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兴起与发展，有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其契机则有三个方面：一是饮茶事项的出现与饮茶风尚的演进，二是饮茶在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和提高，三是茶文化意识的 自觉和深化。我在拙著《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中，对于中国茶书的历程依照时代顺序作过阐述，而从整个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来看，大体而言，其经历了滥觞、定型和发展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大致又是与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叶的故乡。虽然地球上拥有茶树植物已达七八千万年的漫长历史，但茶被人类所发现和利用却仅有四五千年，至多不过上万年的历史。而这标志着社会文明进程和影响着人类生活质量的历史性发现，却是处于原始社会农业初期阶段的中华民族的先辈们所完成的。茶树从野生到人工栽培，茶叶种类从单一到多项，茶区从传统的巴蜀等地到江南一带的异军突起，这些都是茶叶科技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创造，也是中国茶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物质基础。

　　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已有茶的记载，西汉末年已有"武阳买茶"的初级茶叶贸易形态，但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对饮茶的认识，主要还限于药用、解渴、解酒、佐餐、祭祀、养生等功用性的方面，而将饮茶看成某种精神旨趣的倾向则逐步萌芽。饮茶风尚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逐渐普及，品茗旨趣由低级向高级在缓慢而坚定地演进，使中国茶文化终于走向完善和成熟。

　　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

　　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

　　随着唐朝以来的"茶道大行"，民间的茶叶贸易更为活跃，封建王朝也推行一系列的茶政茶法，实行茶叶专卖、以茶易马，茶叶贸易和政治、经济、军事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茶叶从药用变为饮用，又从解渴保健变为重视高尚礼仪的茶宴、茶道、茶礼、茶仪、茶艺。与此相关联的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舞、茶画、茶书法、茶建筑、茶工艺品等等，也都和川门的日常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结下了难解之缘，使茶文化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从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呈现出茶文化的不同形态。

　　唐代成为茶文化典籍文献定型期，其标志是在唐代中叶陆羽撰写的《茶经》问世，中国以至世界才有了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刻印于唐建中元年(公780年)。全书共三卷十章，仅有7000多字，却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代及其以前有关茶的知识与经验，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茶的生产、品饮、茶事，言约意丰地深化和提高了饮茶的深层美学与文化内涵。陆羽以后，唐代茶书不断出现，但大多是某一专题性的论述。此外，有关茶的文章也不断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

　　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

　　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北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一时期最有光采、最有个性的，除了少数茶书外，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各种杂著上。这些杂著透露出更有风采的文化信息，举其要者有三方面：一是几乎每个朝代文坛领袖、盟主或名流，大多都与茶文化结下了姻缘。如宋代的欧阳修、晏殊、王安石、苏东坡、曾巩、范仲淹、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朱熹、吴文英等，辽金元的元好问、虞集、杨维贞、周德清等，明代的朱权、高启、郎瑛、于谦、汤显祖、文徵明、杨慎、徐渭、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张岱、高濂等，清代的全祖望、顾炎武、王士祯、钱谦益、李笠翁、施闰章、工夫之、纳兰性德、曹寅、金农、厉鹗、郑板桥、丘逢甲、纪昀、俞樾等。二是匡正了对辽金元茶文化的误解。这一时期的茶诗文和茶史，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宋辽、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传播到北方牧猎民族当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饮茶的习俗和文化风尚。如《辽史》有关辽朝朝仪"行茶"的记载，比《宋史》还要多。南宋与金对峙，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夏朝的党项人，从此北朝茶礼大为流行。蒙古人主中原，由于秉性质朴，不好繁礼缛节，大多数人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虽然，元代茶文化总体上走向简约，却也不乏爱茶之人。金末元初的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中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年。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雪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劝；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人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他得茶时的欢欣，不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吗?三是茶文化向两头的延伸，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宫廷茶文化虽然唐代就已出现，虽然由于陆羽《茶经》不载曾使后人茫然，但1987年法门寺唐代皇宫金银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实物佐证。而宋徽宗《茶论》和清乾隆的茶诗，更充满着宫廷茶文化的韵味。诸如关于民间点茶和斗茶之风，关于明清茶馆的描述和记叙，关于茶进一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都把茶文化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　

　　虽然我们把茶文化典籍文献划分为三个时期，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为因果，互为依托的。前者是历史的必然，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文献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久远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丰富的形态。

　　中国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而作为这种特性载体的茶文化典籍文献，在文体的形式方面也是多种多样。除茶书外，大略可分为三种类型：散文类、韵文类和小说戏剧类。

古代的散文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几乎凡不是韵文的作品都可以归人其中。茶散文 类作品，人们所常见的有：记，如《顾渚山记》、《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斗茶记》、《煮茶梦 记》等。序，如陆羽《茶经》序起码有八篇之多，著名的还有《三月三日茶宴序》、《＜龙茶录＞后 序》、《＜品茶要录＞序》等。与序相联系的则有跋，如《＜陆文学传＞跋尾》；还有传，如《陆文学自传》，以及拟人化的《叶嘉传》。此外，有随意性极大的笔记，如《老学庵笔记》、《清稗类钞》等 都记载了不少茶事。还有表，如《为田神玉谢茶表》、《代武中丞谢新茶表》、《进新茶表》；启，如 《谢傅尚书惠茶启》；奏章之类的公文，当也属于此类。而信札也可能有茶事的内容，如《与兄子 演书》常为人征引。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则有赋，如《拜赋》、《茶赋》、《南有嘉茗赋》、《煎茶 赋》；颂，如《茶德颂》；铭，如《茶夹铭》、《瓷壶铭》；以及檄，如《斗茶檄》，都是有影响的篇章。

　　韵文类作品最为常见，包括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联等。茶诗是年代久远的文学形式之一，唐代陆羽《茶经》中收入孙楚(约218-293年)的《歌》、左思(约250-350年)的《娇女诗》、张孟阳(266-316年)的《登成都白菟楼》，以及南朝宋王微(420-479年)的《杂诗》，这些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茶诗，却折射出茶事入诗萌芽期的状况。而且，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古代，吟诗作赋是文人的基本功，即使是最拙劣的文士也能吟诌几句。所以，历代不仅是诗人或著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也留下了几首茶诗。这些茶诗的数量起码应以千计，如果加上涉及茶事之作，数量就更为可观。其体裁多种多样，几乎古体、律诗、绝句、联句、竹枝词、试帖诗、宫词以及宝塔诗、回文诗、顶真诗等趣味诗，都有作品传世，其内容涉及的茶文化面相当广阔，其中一些名句逐渐成了特有的喻茶成语。唐代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杨万里的《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都是千古传颂的茶诗。

　　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以茶为内容的词作也应运而生。诗词大家、书法圣手的苏东坡以才情名震天下，他的茶诗多有佳作，如《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中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常为人所引用；其七律《汲江煎茶》，"诚斋体"的创制者、大诗人杨万里高度评价道："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而他的茶词《行香子》，依然显示出大家风范，在短短的六十六个字中，以华章丽彩写了酒后煎茶、饮茶时"从容"不迫的神态和"两腋清风"的感受，由闹到"静"，由"浓"到淡，人生慨叹尽在不言中。黄庭坚同样是文坛大家，他是"江西诗派"领袖和书法名家，多有茶诗名世。他的茶词《品令》历来脍炙人口，那以优美文字、轻松节奏描绘出的烹茶、饮茶情景，"心下快活自省"的意绪，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金、元、明、清都有茶词佳作问世。如明代嘉靖年间大名士、文坛盟主王世贞的《解语花·题美人捧茶》，将美人煎茶、捧茶的神态写得绰约动人，蕴含着名士风度，文人心态。而同样好学善诗文的其弟王世懋所作《苏幕遮·夏景题茶》，则着意描绘夏季烹茶、饮茶的情况，写出了"半入松风，半人丁香味"的快感。

　　由于元曲也是一代之文学，散曲小令也纳入了茶事的内容。元代节载德所作散曲《喜春来赠茶肆》，即由10首小令组成。这些小令运用众多典故，广泛讲述了煎茶、饮茶的乐趣，写出了茶博土的"妙手"和"风流"，以及茶肆的"声价彻皇都"，仿佛是一幅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风俗画。元曲这种形式也被后代继承，清代吴城、厉鹗于1751年春三月，为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写成的《迎銮新曲》，就多处包含着茶的内容。
　　 与茶诗相关联的还有茶歌，现当代仍然大量传唱在人们口头。而在明末清初谈迁所著《枣林杂俎》，就记录过《富阳江谣》(亦称《富阳茶鱼歌》)。这首歌谣控诉了官府胡作非为给茶农和渔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当时浙江按察佥事韩邦奇将歌谣附在奏章呈报，被革职为民。

　　茶联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是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结合。如最为人称道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系集苏东坡《饮湖上初睛后雨》与《和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句而成。据《杭俗遗风》记载，昔时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就曾挂此联。明清时期茶联极为丰富，许多名家都侧身其中。清杭世骏(1696-1773年)撰写并以行草书录："作客思秋议图赤脚婢，品茶入室为仿长须奴。"江恂撰写并以隶书录："几净双钩摹古帖，瓯香细乳试新茶。"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题："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何绍基为成都望江楼题书："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这些都是有影响的茶联。而且，现当代人书写前人诗句作茶联者也不在少数。

　　有关茶事的小说和小说写有茶事，也是常见的。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就有"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虽然仅以茶肆作为场景，但从侧面反映了宋代茶事之盛。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有"吴月娘扫雪烹茶"一回，清人张竹坡旁批为"是市井人吃茶"。清代小说更是大量描写茶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汝珍的《镜花缘》、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李绿园的《歧路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著名作品，无一例外地写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为聘"、"以茶赠友"等茶风俗。尤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谈及茶事的就有近300处，描写的细腻、生动和审美价值的丰富，都是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茶事小说还只是平面地绘声绘色，那么，茶事戏剧则是立体地栩栩如生。宋元南戏《寻亲记》中有一出"茶访"，元代王实甫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无名氏的《鸣凤记》有一出《吃茶》，明代计自昌《水浒记》中有一出《借茶》，高廉《玉簪记》中有一出《茶叙》。而宋代词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与其夫赵明诚饮茶的趣事，清代洪昇则将其富有文化艺术情趣的家庭生活写进杂剧《四婵娟》，成为其中的第三折《斗茗》。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虽然没有专门写茶的剧作，但其《牡丹亭》中的《劝农》一出，艺术地再现了雨前采旗枪、雪水烹香茗，以及春天斗茶等茶事活动。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有关茶的各种文字形式，其实是为了表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多样性。因为曾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茶书、史料、茶法和部分笔记才属于典籍文献的范畴。如果从茶史来说，自然是可以这么认定的。但作为茶文化的典籍文献来说，就不能排除文学和艺术，甚至象茶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以及出土文物之类，都应该网罗其中的。否则，就是不完全和不科学的。即使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为经、史、子、集，那么文学作品也是不能排除在外白勺。

　　至于古代的茶书，自然是中国茶文化典籍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段话： "中国也是茶书的发祥地，是雄踞世界茶史的陆羽《茶经》产生的国度。任何事物的演变都有一 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往往因循着由初级到高级的层累阶梯而上。但是，陆羽《茶经》却石破天 惊，一出现就把茶书推向了高高的宝座。这种奇异现象，常常使后继者叹为观止。后续的历代 茶书，都为这座宝库增添了新的风采。不过，其间也有过艰难曲折，有过低潮落差。当代，特别 是新时期的茶书，才真正实现了再创伟绩，再造辉煌。中国茶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无比的 凝聚力，把祖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中国茶书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品、 精品，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茶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 版)这些论述虽然是几年前说的，但今天我想依然是适用的。

　　宏阔广大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个多棱面的文化体，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由于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员，所以既涵容着一个民族久远的传统，又潜藏着"一种人的心理"， "一个时代的心理"以及"一种种族的心理"的交流汇聚。但是，这种复合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大多没有逃离出六大领域，即：关于茶叶历史，关于品茗艺术，关于科技文化，关于茶叶法规，关于相关文化，关于茶艺思想。

　　追寻茶叶历史，人们一直期望能够溯本清源。很显然，唐、宋、元、明、清的史料大多清晰、准确，西汉以后有饮茶也争议不大，而关于茶史起源则不甚了然。清代刘源长撰《茶史》(1669 年前后)、余怀撰《茶史补》(1677年左右)，均大抵杂引前人著作，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茶史起源的朦胧是因为典籍的缺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献的重要。但是，即使有只言片语，由于采用者观点相左，也是大相径庭。目前关于茶史起源之说，依然歧义叠出：最有影响的是陆羽《茶经》所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断定为炎帝神农氏的依据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并把这些视为神农氏的著作。陆羽首先探讨茶史起源，最早提出茶事始于神农，自然有学术史的意义。但由于后人考证《神农本草经》是汉代著作，就轻而易举地把陆羽的说法推倒了。虽然后来不少著述依然坚持和沿用神农说，却直到当代也依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外，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北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1063年)提出"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被《四库全书》认定是两宋间著述的《南窗纪谈》则称"三国时已知饮茶"，其依据是《吴志·韦曜传》以茶代酒的记述，连"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也否定了。有的甚至说饮茶起源于西汉，其依据是王褒《僮约》所载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至于与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茶字由来，特别是秦汉以前 "荼"、"茗"是否即茶，也有不同的意见。看来，这些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菟集，并运用考古新发现和民族学资料，也许才能使"尘埃落定"。这也证明，狭义的茶文化典籍文献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继续搜集整理有关文献也是非常必要的。典籍文献的搜罗整理，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

　　品茗艺术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也是典籍文献中载录最多的。晶茗艺术，实际上是包括制茶、烹茶、品茶等在内的。精茶是品茗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产地、采集、制作都需得地、得时、得法。宋代蔡襄撰《茶录》(1049～1053年)、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1121～1125年)所叙的宋代贡茶龙团、凤饼，历朝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铸茶饼值数十万。而许多文人饮茶，有的临时采集，有的以半成品重新研磨、烤炙，从中体验自制自食的妙趣。水晶是品茗的又一要素，清人张大复甚至把水晶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梅花草堂笔记》)但历代品茗专家对水的判第很不一致，不过，归纳起来都强调源清、水甘、品活、质轻。品茗还要择器，讲究壶或杯的古朴雅致，壶要有美韵，杯要小巧。品茗还要讲与人品、环境的协调："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明陆树声《茶寮记》)明徐渭的《煎茶七类》、冯可宾的《齐茶笺》，均有类似看法。同时，还要领略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至于饮茶方法，自汉唐以来多次变化，主要有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等。但不论何种方法，柴炭、锅釜或器具、火候、色、香、味，都需要处处留神。这些品茗艺术虽觉烦琐，却极有意趣。只要按照典籍文献的说法去做，就可以体验到古典之韵。

　　 科技文化在典籍文献中也有记述。由于文字出于文人之手，他们虽有茶趣、茶情，除极少数人员外，却大多不谙种茶，也不重视种茶技术，所以只有一些零碎记载。不过，这些文字包括对茶树生物学特性的认识、茶树的繁殖、茶园管理、茶树修剪、茶叶采摘都有涉及。而制茶方法的记述，则因不同时代的演变，而透出不同的时尚与追求。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讲的是茶叶生产的仪规，却实际上是谈的文化。如一千多年前采贡茶前，要聚众在山间击鼓，以代雷声，使茶芽早日惊发。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有多首诗记叙这件事，其中有两首写道："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阵声喊叫。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只萌芽。""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早春采茶时，开采前要击鼓喊山，把茶芽"唤醒"，从而使它萌发生长起来。采下的茶叶带着两片叶芽，清香可爱，再加工成"双风贡茶"。这表面写的是茶叶采摘，写的是茶叶科技，其实写的是茶乡风俗，写的是文化心理。此外，典籍文献中还有关于茶业地理和名茶产地的大量内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茶业是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之一。因此，茶业政策的制定，茶政法规的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与调整等等，都是政府密切关心和需要解决的。中唐以后历代政府调控茶业经济的制度政策法规等的总和，被称之为"茶政"。茶政与历代财政、国防、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其首开先河于唐代，完备、严密并典型者于宋代。其中实行的以茶易马政策，通过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利用边马强化内部统治，客观上对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虽已首见茶马相易，却未形成定制，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才确定为一种政策。从此，宋代及明、清时期都长期推行。茶税、贡茶、榷茶、茶马互市的有关上谕、法令、规定和奏章等，唐代以后的文献有关茶叶法规的记载连篇累牍，眉目清楚。

　　 在典籍文献中，记载有大量的茶诗、茶词、茶曲、茶赋、茶画、茶书法、茶的传说故事、茶谚、茶歌、茶舞、茶戏剧。茶之所以与各类文化联姻，有多方面的原因：茶具有清幽儒雅品格，是清醒头脑、陶冶性情的朋友，中唐以后的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茶能助文思，助诗兴，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被朋友们称之为"别茶人"，他可说是终生、终日与茶相伴："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对茶极为嗜好的卢仝说得浪漫夸张："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王玲研究员在谈到从汉至唐茶酒地位的变化，很有见地的概括为："从酒领诗队到茶为诗魂"。茶既幽雅又隽永，内涵和容量很大，总能品出各种滋味，不断生发各种新的意境。因此，中国大文人很少不与茶结缘的，著名诗人几乎都有茶诗，著名画家又有茶画，著名书法家有茶帖。但是，文人骚客多喜品饮活动，多与高雅艺术结合，大部分茶诗、茶画描绘文人与僧道品茗情形和个人感受。而民间由于长期从事茶叶生产活动，所以多是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重点表现种茶、制茶、饮茶和以茶交友、普惠人间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感人肺腑和启迪智慧的佳作，成为上层文化的母本和摇篮。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原型，也有利于进行分析比较。

　　茶文化典籍文献中的载录，虽然表面上大多是具体的人和事，但从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我们可以洞察到其中深沉而博大的茶艺思想。我曾在《东方闲情的精神品貌--中国茶文化价值显示悖论》(收入第四届国际茶文化研讨汉城大会论文集，后又载《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6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道：历史悠久、形式完美、内涵厚重的中国茶文化．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物态到精神的结合体系，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特殊创造和中华民族思想的集中体现。陆羽倡导茶文化之始，就把精神追求和价值评判贯穿于茶事之中，《茶经》把饮茶作为 "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锻炼志向，陶冶情操的重要环节。唐代刘贞亮提出茶有"十德"，除自然功能外，强调要"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其核心是贯穿和谐、中庸的思想。中国茶文化是一个"多媒体"，渗透着佛家的禅机，道家的清寂，儒家的理念。佛茶虽然最初是为了养生、清思，但禅宗使佛学精华与茶文化互相结合，佛理与茶理真正贯通，禅的哲学精神与茶的深蕴内涵融为一体。最早以茶自娱的道家，虽然是先从药理出发认识茶的作用，但当饮茶后的神清气爽与道家修炼的主张内省沟通后，道家从饮茶中得到自身与天地宇宙合为一气的真切感受，饮茶主要是为了"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朱权《茶谱》)，所以强调创造饮茶的美学意境，进而发掘了茗茶艺术中的深刻哲理。儒家观念是中国茶文化的思想主体，诸如饮茶与中庸、和谐的伦常道德相关连，民间茶俗与气氛欢快浓重的儒家乐感文化相沟通，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人世的操守，秩序、仁爱、敬意与友谊的规范，无一不在其中，甚至饮茶可以蕴含兴邦治国之道。从"茶之味"，到"人生之味"，进而到"宇宙体味之味"，这就是饮茶时所展现的"三重境界"。这些结论的得出，决不是主观臆断，也都源自于典籍文献的研究。

　　当然，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内容和内涵是一个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在历史的显示屏上曾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同人员、不同风貌的价值和影响。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辨析和剥离。只有从宏观的整体把握，到微观的仔细探究，才能既抓住核心和本质，又了解枝末和个性。

四
　　任何学术的突破，都要有赖于原始资料。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但没有脚踏实地的钩沉，学术的大厦犹如建立在松动的沙滩上。前面我们对于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作了宏观的巡礼，其实，诸多原始资料的排比、辨析、研究，更有利于我们解开一些历史个案的谜团。我们不妨信手拈来几则。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是，中国是否茶道的故乡呢?有的人是心存疑虑的。也有人把中国茶道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推迟至宋代；甚至有人把茶道两个字的专礼都奉献给日本。其实，只要翻阅一下典籍文献，这个问题就会一目了然的。中国有四五千年的吃茶史，茶道的出现起码已有一千多年。中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即出现"茶道"二字："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道，唯有丹丘得如此。"唐代封演约于 8世纪末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亦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间)"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中国茶道成熟于唐代陆羽，其"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陆羽茶道强调"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条件和方法，追求恬静舒适的雅趣。

　　唐代茶道以文人、僧侣为主要群体，而宋代则走向多极：文人茶道有炙茶、碾茶、罗茶、候汤、温盏、点茶等基本过程，追求藉茶励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规度。宫廷茶道突出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民间还有以斗香斗味为特色的斗茶，"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分茶。明代朱权改革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茶谱》)。他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清时代，由于紫砂茶壶的兴起，茶由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向简单。但茶道仍重用水、茶具、茶叶俱佳，并要"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明代张源《茶录》)现代茶道虽然衰微，却未失传。据《金陵野史》载：抗战之前，中国茶道专家夏自怡曾在金陵举行茶道集会，所用的四川蒙山野茶、野明前、狮峰明前等三种名茶，烹茶之水汲自雨花台第二泉，茶道过程有献茗、受茗、闻香、观色、尝味、反盏六项礼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茶道又得到复兴和弘扬，出现了众多的流派，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茶艺队。

　　中国茶道在走向海外的历程中，对于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中国茶文化传播于日本，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这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识。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仓泽行洋先生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序言中恳切地说："日本茶道是生出于中国白勺，她的母亲就是中国茶道，目前，孩子已长大成人。"中国茶道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是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茶道史的第一个时期是平安时代，受中国唐代的饼茶煮饮法影响。日本茶道史的第二个时期是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受中国宋代的末茶冲饮法影响。日本茶道史的第三个时期是江户时代，受中国明代的叶茶泡法影响。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与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这些，都是有典籍文献依据的。

　　中国茶文化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综合性文化，带着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贯彻和普及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但是，也有人对于道家和道教是否与茶有关联颇有怀疑，这也是由于对有关典籍文献缺乏系统了解。从大量文献记载看，最早对茶的精神功能引起重视的还是道家。在两晋南北朝的许多传说，往往把饮茶与神仙故事结合起来。《宋录》载，有昙济道人以茶茗待客。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曾作《杂录》，说茶能轻身换骨，所以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黄山君都饮茶。《广陵耆老传》说的老婆婆卖茶水，晋朝官吏以败坏风气为名将她逮捕入狱，夜间她带着茶具从窗户中飞走了。由于饮茶有所谓"得道成仙" 的神奇功能，是修练时的重要辅助手段，故《天台记》中说："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皎然的《饮茶歌送郑容》有诗句："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唐代道士之中，喜啜茗者也不乏其人。开元年问，道士申元之深得唐玄宗宠幸，玄宗曾命宫嫔赵云容为序侍茶、药。唐肃宗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名，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妻，取名渔僮、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南部新书》)。道士施肩吾将"越碗初盛蜀茗新，薄云轻处搅来匀，"认为可以与"琼浆"相比美(《蜀茗词》)。李商隐的《即目》诗则生地描绘了道士用茶伴棋的情景："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须道士竹间棋。"唐代著名道家茶人大概首推女道士李冶(又名李季兰)，她与陆羽交情很深，德宗朝时与陆羽、皎然在苕溪组织诗会，有论者认为："完全有理由说，是这一僧、一道、一儒家隐士共同创造了唐代茶道格局"(王玲《中国茶文化》)，道士们还以茶待客。大历十四年(779年)淄州刺史王园等登泰山，"时真君道士卜皓然，万岁道土郭紫徽，各携茶、果相侯于回马岭"(《道家金石略·岱岳观碑》)。萧祜游石堂观，享受了"碧瓯浮花酌春茗，嚼瓜啜茗身清凉"(《游石堂观》)的美好礼遇，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温庭筠的《西陵道士茶歌》，描述西陵道士煎茶和饮茶的情况，更是传神传情："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馀味，更觉鹤心通杳冥。"品啜名茶真是快意之事，他感到心灵深处已经和仙境相通。

　　后来，茶叶在道士手中使用得更为频繁。像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曾将名贵的龙团茶赠送给"来似浮云去无迹"的"颍阳道士青霞客"(《送龙茶与许道人》)。元代曾任东平府学正的散曲名家张养浩游泰山时，也品尝道观茶饮，留下"鼎铛百沸失膏火，风水万里忘萍逢"(《过长春宫》)的诗句。明代朱权晚年兼修释老，他沉缅于茶道之中，主要是为了"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清末刘鹗为创作《老残游记》，曾多次游历泰山，了解泰山风俗民情，所以第一回写老残与慧生夫妇游岱庙雨花道院，就见"道士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道教在打醮，即祭祀祈祷作法事时，献茶也是其中的程式之一。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姚国坤研究员介绍，有人写文章说清代皇帝不喝茶。但一批清代的典籍文献，却否定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清军入关之后，专设有御膳茶房，负责管理皇帝、皇后和皇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日常膳食，并承担部分筵宴方面的事务。奶茶是清官御膳中主要饮料，皇帝每次用膳毕，茶房都要适时备供，并是祭祀和各种筵宴上不可缺少的。在清宫中，帝后、妃嫔、皇子及福晋等每天所需熬制奶茶的物料，都是各处按一定份例备办的。皇宫的饮茶嗜好和规定，也影响到皇帝的亲族子弟和功臣。贵族们普遍嗜好饮茶，常用的品种主要有香片小叶(即花茶，以茉莉双熏为贵)、龙井、红茶、普洱茶等。招待客人，必用盖碗 (下有铜、锡茶托，上有瓷盖，或镂银盖)，或另有折盅。

　　此外，康熙皇帝为碧螺春题名，事见《郎潜纪闻》卷五。乾隆皇帝对茶叶和名泉的嗜好，则见于他所作的大量诗作。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喜爱饮茶，并有特殊讲究，则载入徐珂《清稗类钞》"孝钦后饮茶"，以及清末在宫廷最得宠的女官德龄所著《御香缥缈录》(又名《慈禧后私生活实录》)。而清光绪皇帝喝茶，则见于徐珂《清稗类钞》"德宗嗜茶烟"条载："嗜茶，晨兴，必尽一巨瓯，雨足云花，最工选择。"至于清代排场盛大的茶宴，《清朝野史大观》"茶宴"条、《养吉斋丛录》卷十二都有详细记叙。

　　不过，由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庞杂，其间的记叙需要全面系统了解，需要科学冷静分析。如"天下第一泉"之说，全国各地有多处，但只要多翻几篇文献，就清清楚楚了。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天下第--泉"，传系后被尊为茶圣的陆羽所评定，他认为"楚水第一，晋水最下"。他将天下水分为二十等，江西还有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列第六，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列第八。这些事见唐张又新著《煎茶水记》(825年前后)。据说，陆羽所撰联句"泻从千仞石，寄逐九江船" 就是为水帘水题写的。镇江金山中泠泉亦称扬子江南零水，该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据传系唐代刘伯刍所品鉴，他将宜茶用水分为七等，亦事见张又新《煎茶水记》。而北京玉泉山玉泉被定为"天下第一泉"，则因清乾隆皇帝对名泉佳水晶鉴后列为七品，并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济南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也为乾隆皇帝所封。这位享尽荣华富贵、风流倜傥的皇帝，封了两个"天下第一"，那么，谁又是"第一"中的"第一"呢?真使人费解。但皇帝"金口银牙"，说一不二：的，当时谁又敢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呢?只好由他说了算。

　　自然，茶文化典籍文献所能解决的个案并不止这些。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充分地看到：典籍文献的挖掘整理，对于中国茶文化全面准确的阐释何等重要。否则，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将不知闹出多少学术笑话，掩盖多少历史真相。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积累起来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有历史的渣滓和沉积，需要人们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而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价值所在，才能真正把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发扬光大。因此，对于较为流行的几种说法，很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于历代茶书的"互相重复"，此说见之于吴觉农先生主编的《茶经述评》(1987年5月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叙述道："我把古代一些茶书进行对照，发现其内容大都围绕着《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释，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就搁了下来。""互相重复"的说法是准确的，而有的则斥之为"抄袭之作"(陈祖槊、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这种"互种重复"，各个历史时代都存在，尤以明代为甚。我们深入到这一时期的具体茶书，发现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明代的确很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菟集。朱祜槟撰《茶谱》(1529年前后) 系"采辑论茶之作"；朱曰藩、盛时泰撰《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孙大绶辑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及《浮槎山水记》等三篇而成《茶经水辨》，又辑陆羽《六羡歌》、卢仝《茶歌》等八首诗歌而成《茶经外集》，还辑吴正仪《茶赋》、黄庭坚《煎茶赋》等而成《茶谱外集》 (均为1588年)；屠本唆摘录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等10多种书的文字编成《茗芨》(1610 年)，颇似茶书分类汇编；夏树芳"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陈继儒摘录笔记杂考及其它书籍，编《茶董补》(1612年前后)；龙膺撰《蒙史》(1612年)，系杂抄成书；徐蚴从20多种书上辑录有关蔡襄和建茶的文字，汇编成《蔡端明别记》；喻政辑古人及当时人所写有关茶的诗文编写《茶集》，又取古人谈茶之作26种合为《茶书全集》(均为1613年)；万邦宁多从类书撮录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这些茶书确实是汇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利于茶著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并为后人校刊、整理、研究带来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没的。而且，有的茶书虽然苋集前人著述，却力争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张谦德撰《茶经》(1596年)虽折衷陆羽、蔡襄诸书，但又"附益新意"，对"不能尽与时台"者进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约》(1619年)，只是"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候、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酾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二是明代的许多茶著又是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如朱撰《茶谱》(]440年前后)凡2000 字，除绪论外，下分品茶、收茶、点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他反对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烹饮法，就是缘白自己心得体会的独到见解。作者在绪论中说："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万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立足于"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的，在朱权之后，还有很多后继者。田艺蘅的《煮泉小品》(1554年)，虽汇集历代论茶与水的诗文，却分类归纳为9种水性，既有评论又有考据，有些持论还相当切实。徐献忠撰《水晶》(1554年)，品评宜于烹茶的水，虽有一时兴到之言，但《四库全书总日提要》称其"亦自有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1570年前后)，讲述烹茶方法和饮茶的人品、伴侣及兴致，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陈师撰《茶考》(1593年)，虽是略有所见，随笔记-卜占今烹茶法的变迁，但有些却是独家新意，故：卫承芳跋赞其"晚有兹编，愈出愈奇。"张源撰《茶录》(1595年前后)仅有1500来字，却足长期钻研的心得体会。他"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顾大典序)许次纾对茶理最精，他总结累积自身经验撰写《茶疏》(1597年)，论述产茶品第和采制、收贮、烹点等方法颇有心得。罗廪白幼喜茶，后"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他取得丰富实践经验后，撰成《茶解》(1609年)，故其中论断和描述大都很切实。熊明遇撰《罗齐茶记》(1608年前后)，闻龙撰《茶笺》(1630年前后)，周高起撰《洞山齐茶系》和《阳羡茗壶系》(1640年前后)，冯可宾《齐茶笺》(1642年前后)，均有亲身经验，所叙也各具特色。实践出真知，明代茶书的创新是与作者积极参与茶事密不可分的。

　　明代茶叶著作的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就在于全面展示了明代茶业和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具体而言：一、记载了茶叶产区的扩大，江南茶产的兴盛，茶叶名品的繁多；茶树栽培技术的进步，茶园管理水平的提高；茶叶制作技术的变革，六大茶类的始兴或发展。二、明代茶书对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饮茶风尚的变革，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推波助澜。诸如对"开千古茗饮之宗"的瀹饮法，予以普及推广，推崇饮茶时"天趣悉备"的自然美，推崇古朴雅致的宜兴紫砂茶壶，十分强调茶性发于水的品水之学，并提出品茶十三宜，七禁忌的品饮理论，使明代的茗饮达到了幽趣无穷、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三、明代是封建茶法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茶马互市是明代茶叶流通的主导形式之一。对于明代的贡茶之法、官茶之法和商茶之法及其社会影响，对于茶马贸易的展开及其管理制度，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等系列问题，明代茶书都有专门的记载和论述。这方面的著作有谭宣撰的《茶马志》 (1442年前后)，陈讲撰的《茶马志》(1524年)，胡彦撰的《茶马类考》(1550年前后)，徐彦登撰的《历代茶马奏议》(1643年以前)。当然，明代茶书的广博内容和最新创见并非局限于三方面，这里就不一一细谈了。

　　三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人对于当时的一些茶书就喜欢修改增删。钱椿年"好古博雅，性嗜茶。年逾大耋，犹精茶事。家居若藏若煎，咸悟三昧，列以品类，"汇编成《茶谱》(1530 年前后)--书。照理，这位精于茶事的高寿老人的著作当有一定的权威性。赵之履所撰《茶谱续编》(1535年前后)，还附在书后呢。但时过不久，顾元庆因钱著"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谱意。余暇日删校，仍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于后"，于1541年撰成新的《茶谱》。这类事一再发生，如屠隆撰的《茶说》(1590年前后)，乃是喻政抽改屠氏《考桀余事》中的《茶笺》部分，删去洗器、口盏、择果、茶效、茶具诸条及人品条的最后一则，而增茶寮一条(原在山斋笺内)，改称《茶说》，收入他编印的《茶书全集》。这种增删和修订，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人对茶著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总之，因袭与创新的融合构成了明代茶书的基调。由于有明一代茶书众多，我们无法一一介绍，只能就一些最有影响的著作和主要观点作点分析。明代茶书几占中国古代茶书的一半，它们"互相重复"的状况也许可以大致反映整体的一般规律。

　　关于历代茶书的"文人戏笔"，此说见之于陈祖架、朱自振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该书导言中指出："但也有少量茶书，或出于文人的一时戏笔，或其内容全部系抄袭而成，那就无甚意义。""对于文人戏笔和抄袭之作，我们则仅列标题，表明原书尚存，全文从略。"对于"抄袭而成"，上面关于"互相重复"的分析似可作出回答。而"文人戏笔"，我们也想再作点分析。

　　作为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删除非"历史"的"文人戏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 "文人戏笔"是否还有茶文化史的"意义"呢?我们还是看看选辑时的一些具体处理。如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825年前后)编者按："古人论茶兼及宜茶之水，水质不良，自然影响茶味。若如张又新所载，把天下之水，一一按照美恶排队，又说陆羽能辨别临江和南零之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类记载，本辑一般删去不收，这里仅作代表。"(原文均仅断句，标点符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果然，收录唐温庭筠《采茶录》(860年前后)时就"删去陆羽辨临岸和南零水一节"。宋代叶清臣撰《述煮茶小品》(1040年前后)编者按："这是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陶埏重校《说郛》当作一书收入。没有什么意义，全删。"明代田艺蘅撰《煮泉小品》(1554年)编者按云："全书约五千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等十类，议论夹杂考据，主要是文人戏笔。这里保留宜茶部分，一以作例，再是这部分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余删。"明代徐献忠撰《水晶》(1554年)编者按说："全书约六千字，分上下二卷。上卷总论，分一源、二清、三流、四甘、五寒、六品、七杂说等七目(r卷下叙述宜於烹茶的各地方水。白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共三十七目，是品评宜於烹茶之水的。四库总目评为一时兴到之言，全删。"明代陆树声撰《茶寮记》(1570年前后)的编者按写道："此书前有谩记一篇，后分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候、茶侣、茶勋七则，统称煎茶七类。主要是讲烹茶方法以及饮茶的人品、伴侣和兴致等，删存如上。"所保留的为三则：烹点，尝茶，茶勋。辑人不详的《茶谱辑解》(1862年)编者按称： "该书系清代茶叶中人编印，全书分四卷，辑录关于茶的故事和诗文，约三万多字，全删。"从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这些被删削的茶书，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记载了"绝对不可能的"事；二是，"短文"、"议论夹杂考据，主要是文人戏笔"；三是"一时兴到之言"；四是"关于茶的故事和诗文"。

　　那么，这种种情况是否有茶文化"意义"，除了前面已叙，我们再看两个例证。明钱椿年编 (1593年)?顾元庆删校(]541年)的《茶谱》编者按说："下删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所谓竹炉，也就是茶炉和贮藏分封六事的大竹器。作者把茶炉题名为苦节君，把贮藏六事的大竹器称为苦节君行省。其分封的六事指建城(贮茶器)、云屯(贮泉器)、乌府(贮炭器)、水曹(贮水器)、器局(贮叶·六种用具器)、品司(贮笋、榄、瓜仁等助茶香物之器)。所删计·图八幅、说明及铭赞 1200多字。系文人游戏笔墨，无意义。"而王玲《小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四章第二节"明人以茶雅志，别有一翻怀抱"写道："尽管茶人的抱负不可能实现，但总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用说诗、文及茶画，即便是饮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词句命名。竹茶炉叫 '苦节君，；盛茶具的都篮叫做'苦节君行省'；焙茶的笼子称作'建城'；贮水的瓶子叫作'云屯'，意谓将天地云霞贮于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同书的第七章第三节"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人世"，作者再一次谈到："明代，国事艰难，更继承了这种传统，竹茶炉称'苦节君像'，都篮称'苦节君行省'，焙茶笼称'建城'，贮水瓶称'云屯'，炭笼叫'乌府'，涤方曰'水曹'，茶秤叫'执权'，茶盘叫'纳敬'，茶巾称'受污'。表面看，茶人们松风明月，但大多数人，却时时不忘家事、国事。茶人们从饮茶中贯彻儒家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大至兴观群怨，规矩制度、节议，小至怡情养性，无一不关平时事，"两位专家对同一条资料的看法，竟然大相径庭。

　　明代邓志谟撰(1643年前后)《茶酒争奇》的编者按说："本书二卷，卷一是作者所写的茶和酒争辩的游戏文章，卷二辑录关刁：茶酒的诗文。全书约共32000字，全删。…'茶酒的诗文"前已造、煎煮、饮用的基本知识，对迄至唐代的茶叶的历史、产地，更为重要的是对茶叶的功效，都作了扼要的阐述，这些阐述，有的迄今还没有失去其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时间的流逝，《茶经》所叙述的关于造茶的工具，煮茶、饮茶的器具等部分，有的已无现实意义。"这个评价，大多也适用于其他茶文化典籍资料。由于典籍文献的写作者大多很少从事茶叶生产实践，故对茶学的知识也大多陈陈相因，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古代茶学的发展。至于品茗艺术，明以后才用散茶，当时已有分野，唐宋之说只能是古风遗韵。

　　我们坦城地阐述了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些看法，是否准确，是否合理，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但是，我们总觉得学术的锐气和良知任何时间都是必要的。正由于有上述看法，所以《中国茶文化经典》编撰时，除了因为篇幅所限略有删减外，对于资料一般保持原貌。

　　在中国茶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中国茶文化活动日益增多，中国茶文化传播日益强劲的今天，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非好即恶"的绝对式判断或"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所谓辩证式判断不免流于皮相。文化一旦以文字积淀下来，便包含着超时空的普迎合理性因素。茶文化典籍文献也是如此，其全部意义与全部价值，不可能以某一时期某一框范的评判来界定。因此，我们所肯定的东西可能恰好是我们前人所否定的，我们今天鄙弃的东西或许在将来会受到我们的崇尚。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对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的价值评判，也许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如实菟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的资料，也许习'会传之久远。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脉流程时宽时窄，时急时缓。但是，我们作邈远的追索，不仅是为了凭吊，不仅是为了怀古，更是为了今天和未来。踩在20世纪的终点和未来世纪的开端，我们进行的这种沉思，就是源自于这种历史的使命感。

　　历史向今天走来，今天向未来走去!　
　　茶文化的恩惠，终将洒满人间!　　　

（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余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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